由《最爱》浅看顾长卫的变与不变
碟中谍
顾长卫是我最欣赏的导演之一，虽只有《孔雀》、《立春》、《最爱》三部作品，但朴实厚重的人文风格和深邃至深的人生哲思足以让他独树一帜，赢得尊重。
不变
顾长卫前两部作品《孔雀》、《立春》都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冷静地记录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卑微梦想与颓败人生，《最爱》也不例外。虽然没有了李樯理想主义者的奋争与泯灭，但依然属于体现民生生存困境和精神突围的现实主义范畴，这是导演“以民为本、悲天悯人”的情怀所在，这在一味脱离生活、功利至死的国内导演界中尤为珍贵。顾长卫镜头下的姐姐、王彩玲、得意、琴琴，都是一个个土得掉渣的角色，他们被看做是“异类”，与世事格格不入，他们不被理解，甚至是被排斥和抛弃，最终无力跳脱于生命罗盘的桎梏，成为命运的人质，人在天命面前不堪一击。
悲的是，我们领见了个体徒劳寻找生命主张之后的宿命结局；喜的是，我们从他们敢于触摸梦想、追逐爱情的疯狂行径中，感受到了困（危）境中真实的人性光辉，柔软，温暖，带着希望的力量直刺人心。三部作品中顾导都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和冷静，不主观介入，不刻意干扰，以绝对中立的姿态冷眼旁观社会底层特殊群体的生与欲，爱与恨，情与仇，看似无情的背后恰恰折射出“理想不过是现实的祭品，活着才是生者遵循的王道”的人生寓言。三部影片的基调都是阴郁压抑的，结局都是绝望无助的，历史洪流下人性的飘忽异化和对自我命运的无法自主，让人扼腕叹息，这就是残酷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虚伪，不粉饰，真实得怵目惊心，无法逃避。
变
如果说《孔雀》、《立春》关注的是生命个体捍守理想、突围现实的话，那《最爱》的确变了，变成了群体受限于体制（命运）的无情围困，从单一到群体，从点到面，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提升，更更要的是导演视角广度上的扩张和对现实题材的纵深探索。前两者都是为了梦想而“战斗”，而后者则不再有理想可言，降低到了为讨回生命的最后尊严而“活着”。群戏模式跳脱了前两部作品的“个人独舞”，人物之间的繁杂关系，故事脉络上的交叉走向，都着实考验导演的功底，《最爱》的出彩群戏算是一次成功尝试。
《最爱》中首次启用大牌明星，加入敏感题材和过分渲染乱伦、性，片名的屡次更改、魔幻主题的删除也是一种“变”的体现。前两部作品注重艺术忽视商业，换得了低迷的票房。此次，顾导启用双料影帝郭富城与国际巨星章子怡，足见其借商业之壳为艺术招魂的良苦用心，毕竟在这个残酷的商业化运作体系下，有票房才会有生存的希望。当然也恰恰是明星体制的启动，从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观众对大牌明星的视觉依赖和心理暗示，干扰了观众对于角色和明星关系的读解，可谓各有得失。
从在艺术的夹缝中倔强生存，到讨好市场的委身妥协，顾长卫在探索中完成了蜕变，他不再局限于“个体与命运，梦想与现实”的角力，懂得了艺术嫁接商业的规则，他的视角更宽广，悲悯情怀更深重，这是导演成熟心态的必经之路，顾导走的沉稳而坚实。
简单地说，《最爱》是一曲末世气息下生命与爱情的挽歌，悲情中难掩主题的凌乱，透着人生的悲凉与无奈。有时在想，生命，有多艰辛，就有多灿烂；其实，爱情，也一样。
顾导以“电影”的名义捍卫了光影艺术的纯粹和尊严，期待他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