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些人来说，知道刘以鬯这么一号人物，是从王家卫的电影中。《花样年华》与《2046》这两部电影，或多或少地都打刘以鬯的小说里寻觅了灵感，特别是字幕和台词，也能在刘的文章中原封不动地找到。对于这点，墨镜达人王家卫并不像他执导的电影中的角色对自个的情感那样躲躲闪闪，含糊其词，他直接承认了灵感的来源，并且在屏幕上对刘以鬯给以名义上的致谢。
而实际情况是，在王家卫电影的风行所带来的边际影响之外，刘以鬯已颇有声名，特别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早就占据了一席之地。他的著作甚丰，小说《酒徒》则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相信差不多的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都能从他们的教科书中读到关于这部小说的满是夸奖的评价。
《酒徒》的字数不多，正常印刷的话只是薄薄的一本，但其中的思想的密度和文字的力度，就像小瓶装的高度数的二锅头，不可低估，不容小觑。《酒徒》中的主人公“我”，在从事文学的理想和艰难的现实之间挣扎，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文学，而为报刊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之类无聊低俗的文字来换取衣食的费用。
现在的这部电影《酒徒》，基本上完全照搬了小说的故事，连其中人物的名字都依着原作没有变更。这可能出于导演对小说的喜爱和对已登九十遐寿的刘以鬯的尊重。但喜爱和尊重换不来电影本身的高质量。常有人说一流的小说改编出来的多是三流的电影，黄国兆的这部《酒徒》虽不在三流之列，但也没有一流的品相。
不是因为主演是温碧霞的缘故，就批评导演的《酒徒》太温和了。但影片的确显得过于温情脉脉，比不上原小说与现实抗争的精神力度。跟小说比起来，电影更注重男主角与几个女人的关系的经营，于是不免多了些灯红酒绿，衣香鬓影的脂粉气息；再加上电影场景多在室内，差不多都是一个镜头到底，没有推拉摇移跟，角色像定在那里一样，自说自话，电影更显得平直而缺少起伏。
影片在转换场景时，几乎都要用上小说中的原有语句作为间隔。这对叙事的顺畅是种伤害，也造成了观众与影片情境的分离。一方面，小说语句的视角是第一人称的“我”，但电影在叙事时，第一人称只能是沦为第三人称，“我”不可避免地成了“刘先生”。而小说《酒徒》以主人公夫子自道，“我”在清醒和酒醉的两种状态下徘徊沉浮，意识迷蒙纷乱，于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一泻而下，这其中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人的生存困境的体悟，可以观察出他们的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
可以这样讲，电影和小说，一个是隔着距离、雾里看花地营造情调和故事，一个是自我沉溺下的倾诉和反思，这是创作者身份的不同造成的，也跟电影和小说的特质有关。小说《酒徒》中那些直抒胸怀的文字，思绪纷飞，情浓处则回环往复，套用别人对塔可夫斯基的评语，就是“一如倒映，一如梦境”，很难与电影兼容，若要硬生生地转换成电影语言，非把观众转晕不可。另外，小说中出现的大量文字作品和电影名字，也不是适合影片过多地展开讨论的，因此全不见了踪影。
王蒙有诗句道，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电影《酒徒》在一派酒气和柔光中很有怀旧的气氛，当然，不能因为屡屡出现旗袍的关系就往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上扯。影片的男主角以写稿为生，虽因沉迷于酒而生出事端，但也多有酒酣时快慰的片断。当时的刘以鬯本人，却不见得轻闲。若以《酒徒》成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计，其时《明报》初创，正是多事之秋，金庸每天马不停蹄，赶写《神雕侠侣》的稿子，倪匡虽然还没有进入他年产量接近二十部影片的编剧时期，但每天也要应付十二份报刊的催稿。刘以鬯自己的名字里带着“酒器”，但想来不会如电影中的“刘先生”那样日日沉醉，当时的他每天的文字产量都会过万，有十三个专栏都等着他用文字填满。他多半不会想到，五十年后的电影《酒徒》的字幕中会有这么一句不属于小说《酒徒》的表述：我梦到四十年后，有香港导演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但这位导演没有付给我一分一毫。这是本片导演在替他声讨王家卫么？
↧
《酒徒》——有酒方能意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