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如果“行一不义”能救苍生，你会怎么办？
2009年6月公布的美国AP-GfK民调结果显示，在目的正当的情况下，支持酷刑的公众人数比2005年（38%）相比有明显上升，52%的美国人赞同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酷刑以获得有效信息，从而捣毁恐怖行动。合理不合法的好人打坏人，似乎已成为得到民意支持的潜规则。
美国影片《不可思议》（2010）设置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道德困境：在酷刑不足以使恐怖分子招供、核弹即将爆炸的情况下，获得官方授权的审讯专家准备折磨恐怖分子的两个无辜的子女，遭到女探员的强烈反对，宁愿核弹爆炸也不伤害无辜。
罪犯子女和核弹要毁灭的上千万人都是无辜的，为了拯救后者，能否牺牲前者？影片把这个沉重的问题丢给了观众，因为女探员的“仁慈”，未被发现的核弹进入起爆倒计时。恐怖分子无辜的子女得到了拯救，代价是上千万无辜者死于恐怖行动。
一千万大于二，但自由、正义绝非简单的数学题。俄罗斯反恐战争以牙还牙，在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扣押恐怖分子亲属当人质”，有议员指责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库布里克的经典之作《发条橘子》（1971年），暴力场面与罗西尼的《贼鹊》、《威廉•退尔》序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爱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散发着撒旦般邪恶的魅力。反暴力矫枉过正呈现的恶果，显露出库布里克深邃的哲学思考：用没有底线、不受控制的国家暴力反暴力，扼杀人的自由性灵，其危害远超青少年犯罪。
邪恶的手段每每淹没美好的目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许多灾难得以发生的根源。《不可思议》表明，原则上退步意味着丧失底线，以恐反恐抹杀了正义与邪恶的分界，必将导致更大更难以预测的恐怖。
最为讽刺的是，酷刑对待无辜者这种逻辑，使得官方控制了审讯专家的子女，以迫使他把“脏活”进行到底。没有底线和原则，就没有是非、正义的标准。无辜者的血推不开自由、正义的大门，亦无以滋润爱情。（《看电影》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