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是一部愿望拍成大众化商业片的偏小众电影。作为北上的香港导演中，屈指可数的几位能左右逢源地融入内地影视圈，并取得骄人战绩以及观众口碑的陈可辛，他的作品无一例外的都带着自己个性艺术的标签。诚然，导演融入个人的意识形态确是件好事，这使得作品更具个性棱角，而不会千佛一面。但是，一旦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那就属于剑走偏锋式的自我意淫了。就这个角度而言，陈可辛对于《武侠》的把握，还是有所收敛的。固然，“改变武侠”有可能成就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只是愿望绝不能等同于现实。片名用“武侠”来取代原先定下的“同谋者”，就是陈可辛后退一步的妥协，不过仅仅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罢了。
“武侠”这个立题非常宏大，我想这是陈导自己也搞不清应该取什么片名好，索性就来个了海纳百川。正如周星驰的“功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影片用“微观武侠”来作为切入点破题，很是精妙新颖。再细分可为“微观的武”——通过穴道、针灸、经脉来解构武学的奥妙，这是追溯武术本质的一次返璞归真，当然其科学性是有待商榷的。“微观的侠”——侠可大可小，大则心系黎民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小则勤俭持家，保家人、相邻之安康。《武侠》也由此塑造出了刘金喜这一草根隐侠士的形象。只是影片最大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这里面能有算“侠”的么？金城武饰演的徐百九，以柯南式的捕快出现，贡献了还原案发现场的解构戏码，这段回闪够精巧，亮点十足。只是他自身的精神分裂、精神压迫，全然算不上“侠”。再看甄子丹的刘金喜，出身于草菅人命的恶棍帮派，单靠隐匿逃避是远远不够的。这跟《剑雨》里的隐侠有着本质区别。倘若没有徐百九一根筋追究到底，刘金喜这个“侠”就永远凸显不出来。终究还是因为家人安危的“私情”才选择爆发，如此被动的“侠”成不了真正的“侠”。其余的，要么恶贯满盈，要么市井小民，皆平庸之辈，距“侠”甚远。可见，“武侠”——有“武”而无“侠”。
将故事背景嫁接到清末民初的云南偏远山区，还原乡土人情，偶尔也不吝惜群众的歌喉，给予了刘金喜大量生活起居的镜头，甚至细腻到了鱼鳔安全套。这一切既昭示了陈可辛返璞归真的情怀，个人的精神诉求通过画面来得以呈现，也同时减弱了和观众的思维互动性。剧情的发生、发展皆因徐百九的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标榜“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何出此言？关键在于他办案风格蜕变的说服力太弱。拿“同情心穴”来阐述是身为捕快的软肋，这种伪科学纯属艺术修饰，不必考究；但他仅仅只是凭借一个孩子恶性不改的案例来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而且还巨细无遗地出现两遍，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按照徐百九的逻辑，人的善恶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且一旦作恶就永世皆恶，如同基因一般不可撼动。即便改邪归正，也只是表面上通过穴道的强行克制，终有一天注定会原形毕露。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加强迫症的病人，其观点的准确度就笑而不语了。此外，伸张正义还得先行贿，这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受贿的官员最终死于邪恶势力之手，一是说明影片中社会的黑暗与讽刺，二也表达了混沌时代之下对“侠”的迫切渴求。
除却以上众多标新立异的边缘化元素符号之外，陈可辛不会糊涂到放弃商业片的原始本性。甄子丹对阵惠红英的武戏桥段，大抵是近些年来甄子丹身为武指设计得最为精彩激酷的。配搭上窦唯的迷幻摇滚，天旋地转，叫人如痴如醉。之后一场同王羽的终极对决，力道十足，手法平平，有可能是非要致敬《独臂刀》而自断退路的缘故。王羽“教育”刘金喜的对白有些飘忽，自说自话，让人抓不着重点，看得出这又是陈导自己独有的思维论。至于那遭众人诟病的“雷死人”的结局，其实并没表面上想的那样狗血，也更不是因为陈可辛不知怎样来收手而采用的下三滥招数。这难道不就是说明了生活的无奈与悲凉么？类似于王羽这样无敌BOSS级的人物，什么样的侠客都制服不了他。而只有靠天谴、靠恶有恶报的美好夙愿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这属于迷信论，言下之意就是几乎不可能发生。倒不是奉劝人们坐以待毙，而是要至始至终都抱有对“侠”的期许，从心底里渴求“侠”，呼唤“侠”的归来。这里的“侠”，又可以指的是如今江河日下的“武侠片”。这样一种打开了让全世界认识中国电影大门的类型片，是多么需要国人的追思、呵护、发掘，从而继续发扬光大啊！
【羊城晚报】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