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微镜
—— 《纸屋悦子的青春》
两个小时时长，竟然不到10场戏，几乎全部故事都发生在那间面对着樱花的和室里，仅靠日常场景和平淡对白撑起的影片——黑木和雄的《纸屋悦子的青春》，给人很特别的印象，虽然完全能够想象很多人看不到一半就会放弃。放弃是因为影片中没有任何冲突和波澜，如同一潭毫无声息的静水，让观者找不到持续关注人物的动力；然而，如果对彼国那一时代感兴趣的话，会惊讶地发现作者通过寥寥几个人物道尽了一个民族在战争年代最细微的感受，在那平静的水面深处，是一汩汩细不可察的潜流。静水流深，整个故事好像在用微镜观察社会的细胞——普通的个体和家庭，在大历史的叙述中，他们的存在可以忽略不计，但恰是这些最小单位中蕴含着时代的复杂基因。
以回忆开始
影片以医院天台上的回忆作为开始，这是日本电影二战叙述的常见路径，总会出现仍在生的历史亲历者，以他们的角度回顾历史，这使得历史不再是死的和封闭于过去时空的，而是仍然活着的历史，与现时的生活仍然相关，战争的回忆不是昔日传说，恰是存在于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中，甚至一草一木都可能勾起往事。
从这个角度反思中国电影中关于抗日的描述，历史渐渐异化为传奇，我们看到了战士、间谍、叛徒……却少有普通人，少有今天的回忆者。于是，我们的抗日故事汗牛充栋，却离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遥远，表面上我们强化着被侵略的记忆，实际上忘却以另外的方式占了上风。“尽管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那段历史的血腥，但是由于这段被侵略的历史叙事是与其他同时代课题分离的，所以，在大陆中国的思想空间里，日本的侵略历史与中国人面对的其他现实课题之间的联系是不清晰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并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进时代状况中去，它似乎游离于其他讨论和思考，也无法形成一个冲突和论争的场域。当仇恨与正义感孤立于其他思想课题的时候，它无法避免抽象化和简化，因而也就无法避免被遗忘的命运。”
每每看到日本电影中讲述二战的精巧笔法，都会为本民族影像记忆的单薄而遗憾，因此忍不住宕开去谈自己。回到这部片来，已经老去的悦子和丈夫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家常，谈话持续了很久，以致观者无法把握这番对话的主题，然而就在说到大海和樱花时，很突然地，战争这个词跳了出来，像一颗石子划破了平静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在这样日常的气氛中，战争的话题被提起，战争已然是国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一页。
像所有带有和平主义倾向的日本影片一样，悦子和丈夫的对话指向两个方面：一个面向去，“我不明白那场战争为何会发生”；一个指向未来，“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打仗了”。比起《吾为君亡》等带有鲜明右翼民族主义倾向的影片，这些和平主义视角的作品是可以为昔日的抵抗者——我们所宽容甚至理解的。然而，国族的障碍也有无法逾越的时候，那些帝国军人对于我们是侵略者，对于彼国的妇孺，他们是血浓于水的父兄和爱人。悦子的丈夫是当年日本海军飞行部队的成员，作为飞机机师，他免于参加神风部队的自杀性攻击，但他的朋友们许多丧生在茫茫太平洋上，他为此心存愧疚，“为何我要活着，而他们大家都死去了。”这种心理在日本关于二战的影片中被无数次表达，似乎是笼罩在所有日本二战老兵心目中的一个情结，无论现实怎样，至少艺术作品把这个情结放大为普遍。
按照某种不成文的惯例，这些和平主义的影片通常把军人设定为海空军，参加的是太平洋战场的战斗，在日本的历史认知中，那场战斗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的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不像中国战场的侵略性质那样明显（虽然也有极端的争议）。公然地美化中国战场上的军人，多少在日本影坛是个禁忌，而谴责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由于种种政治、社会的复杂原因，更是不可能。于是，中国很少出现在日本二战题材的影片里，被干脆地回避掉了。某种程度上，如果以相对宽容的心态来看，表现悦子丈夫这样的太平洋战场军人，还不至于因为“美化侵略者”而被我们所反感，毕竟日美之间的战争与我们隔着心理距离，即使是自杀性的“神风特攻”也不至于像关东军或是攻入南京的暴军那样令人愤恨。
另一个隐蔽的信息是，悦子和丈夫在提到战争之前，说起了远在大城市的儿子，儿子是企业管理者，父母为之骄傲；悦子对丈夫说：“像你当年一样，当上了领导”。在战时，日本海空军的素质要普遍高于陆军，许多人是大学毕业，而战后，这些生还者在日本经济腾飞中扮演了中坚的角色，很多人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商人、高级白领。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高度崇尚现代科技，海空军的形象不仅仅是军人，也是高科技事物（船舶、飞机）的操作者，因此战后迅速转换为有知识、有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身份。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多次出现前海军军人的形象，尽是些睿智、绅士的长者。本片中的男主人公亦然，于是他的军人身份和现代化建设者的身份重叠起来，并在其儿子的身上得到了延续。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崇尚军事和崇尚科技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尊敬军人就是尊敬现代文明的建设者，是理所应当的。影片很轻巧地洗去了军人身份带来的不佳联想，将其置换为一种平常的职业，并暗示男主人公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优秀人才。
战时的平民生活
战争时期的平民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日本影片对于战争的描画以“后方故事”和“平民故事”见长，而我们因为不同的历史情结，更专注于“前线故事”和“战斗者故事”。《纸屋悦子的青春》将平民对那场残酷战争的态度融入到日常生活场景和家常对话之中，精巧在于，看似散漫的对话和场景，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关于那个时代的重要信息，后方平民典型心态的点滴都由几个主要人物传达出来。
回忆部分的第一场戏，哥哥和嫂子在等待悦子归来。注意，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哥哥的身份是军工厂的工程师，嫂子和悦子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一起上了女子高中，受过良好教育。嫂子作为家庭主妇操持家务，而悦子像当时很多年轻女性一样，被征募到工厂去劳动，加紧生产军需用品。黑木和雄将这个普通家庭完完全全放入时代之中，每个人都参与了时代／战争，在战时日本的“全民总动员”体制下，每个人都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但是从导演的角度看去，悦子一家完全是平民，也很难把他们与战争罪责联系在一起。
哥哥提起安排悦子相亲的事，对方是哥哥在大学时的后辈明石的战友永与，明石已经加入帝国海军，担任飞行员。嫂子很惊讶，为什么明石自己不提亲，反而要把悦子介绍给别人，明石没有婚娶且是多年好友，似乎悦子也倾心于他。哥哥对嫂子的质问感到无奈，他从现实的角度来解释，明石作为飞行员，随时有生命危险，而永与是飞机机师，不需要飞行，这样对悦子不是很好吗？
黑木和雄在貌似平淡的对话中安插了许多含蓄的幽默，这是日本庶民剧的传统，嫂子和悦子作为女性始属于同一个阵营，与男性的价值体系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嫂子告诉哥哥，悦子不说，她也知道悦子的想法，因为她们从小就是好友，“我想，要是能和悦子做姐妹就好了。于是我嫁给了你，真的和悦子成了姐妹。”嫂子开心地说着，浑然不觉丈夫脸色有异，“你就是因为悦子才嫁给我的？”看到丈夫孩子一样气鼓鼓的样子，嫂子只好转而好言安慰他。
此处虽是说笑，但明确暗示了女性之间的同盟关系。日本二战题材影片很多从女性的遭遇着眼，这是因为，女性几乎不承担战争责任，她们在战前和战时的社会地位极其低微，他们没有对于国家政治大事的投票权，甚至没有人身自主权；然而，她们却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饱受粮食短缺、飞机轰炸等战乱之苦。与国家大事的疏远，反倒使得日本妇女在战时发展出一套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朴素的生存逻辑，表面上她们要接受“大日本帝国妇人会”（东条英机妇人任会长的全国组织）的领导，用各种方法慰劳前线士兵；实际上，在更加日常的生活中，她们为了给家庭换取生存的基本条件，不惜违背国家法律，尽管有人为家人“捐躯”而骄傲，也有更多的人暗自盼望战争早日结束，丈夫儿子平安归来。
历史学者说，战时的日本主妇几乎个个都是“万能的女强人”，这一点片中也有体现。嫂子和哥哥谈论餐桌上配给的腌菜，战时日本物资短缺，实行配给制，腌菜都要排很长的队才能得到；一想到相亲时要准备食品，嫂子连声抱怨哥哥不早说，家中没有任何可以招待客人的，最后她还是想出了办法，尽可能做了点心。此外嫂子和哥哥的谈话也带出了悦子兄妹父母去世的信息，很快我们会知道，父母死于东京大空袭——这是日本电影在谈论二战创伤时必然要提的。为了款待来客，嫂子找到了父亲过去从茶叶名产区静冈带回的好茶，兄妹回忆起父亲生前的趣事，大笑之后，想到如今父亲已然故去，气氛沉重起来，战争带给普通人的伤痛，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
悦子经过一天劳作回到家中，她作为女学生响应国家号召进入工厂帮助军需生产，悦子不算狂热的爱国者，她也没有对工作有怨言，只是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交付给她的工作，对于平民而言，当时是想不到自己是否为军国主义服务之类，只是出于普遍的公民责任感。出乎兄嫂的意料，悦子居然很自然地同意了与对方见面。揣摩悦子的心态，虽然少女情怀暗恋着飞行员明石，但是这种朦胧的情感还没有达到非他不嫁的程度，既然是自己有好感的人作媒，无论怎样见一下为好吧。又或者，悦子对于这些将生命置之度外为国作战的大男孩怀有一种怜惜的情感，希望以给他们尽可能的安慰。
军人与少女
相亲一段是本片中的精彩段落，回到平民中间的军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些青涩的大男孩，会为了喜欢的女孩子脸红心跳。日本二战题材影片借鉴青春片的风格不乏先例，反思批判战争的影片和歌颂民族精神的保守主义影片都有走这种路线的。本片当然不属于后者，从细节可以分辨出黑木和雄的态度。
明石带着永与来到悦子家，门前那株美丽的樱树刚刚绽放花蕾。因为轰炸导致军工厂毁坏，哥哥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工作，嫂子陪同前往料理生活，家里只有悦子一个人。两人到来时，悦子刚好去打水不在，明石不客气地进屋坐下，在门前，两人除下军人必备的腰带和配剑，似乎暗示着从帝国军人身份转换到另外一种身份之中。
悦子出现之前两人的一番对话，充分表现了不同的性格。明石不断教导木讷的永与如何与女孩子聊天，明石建议永与谈论爱好，永与的理科男本色暴露出来，他的爱好是装配电子元件，“傻瓜，问她的爱好，不是谈你的。你这种机械修理工的事，女孩子没兴趣的。”“要浪漫，但不要勉强追求浪漫，因为你本来也不是什么浪漫的人。”在这个场景中，除去两人身上的空军军装，更像是大学男生关于恋爱的有趣对话，军人生涯的危险与压抑都被过滤掉了。
黑木和雄并没有忘记讽刺战时的意识形态宣传，若要谈论作家，永与首先关心的是作家是哪国人，彼时正与美国在太平洋上激战，一切英美文化都是被排斥的，当证实了某作家是同盟国德国人之后，永与才放下心来，此处战争宣传的荒谬性令人忍俊不禁。
当看到桌上用纱网罩着的红豆甜饭团，两个男生都忍不住流口水，又不好意思承认想吃这种女孩子气的食物。整个战前和战时，日本男性都接受准斯巴达式的官方教育，培养绝对的男性气质。明石一句话让永与窥见了他内心对悦子的情感：“我不爱吃甜饭团，但是如果是她做的，一定很好吃。”永与质问为什么明石自己也喜欢悦子，还要把她介绍给别人。明石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樱花——军人之魂的象征，没有回答。永与已然明白了，“你加入了神风特攻任务，是不是？”——虽然日本的神风特攻队被二战盟国视为恐怖分子一样的袭击者，但是在日本人心目中，他们是民族永远的痛楚，这些多数有高学历高素质的青年，经过层层选拔，艰苦训练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却被不负责任的指挥者命令进行自杀性攻击，他们的勇气来自对国家和民族的一腔热忱——哪怕是盲目的，注定赢得本国人的惋惜和同情，这也是日本电影经常表现神风队员的原因。
明石感叹冲绳即将被美军占领，距离“本土决战”越来越近，“我已经将我的生命献给天皇陛下”，“如果祖国需要，我愿意为国牺牲”，两个男人在谈到军人的使命时，一致遵循着他们长期以来接受的军国教育，视帝国和天皇高于一切。黑木和雄的讽刺很温和，就在两人以战友的眼光彼此凝视，以此表示决心时（这种眼神和姿态在美化军人的影片中十分常见），悦子突然出现了。男人们对国家主义的认同，瞬间因女性的出现而被打破，女性象征的和平生活对于男人的战争逻辑有着潜在的瓦解作用，提醒着他们，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
三人的谈话，饶有趣味地以明石为主导，永与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悦子也很紧张，出于少女的本能，她担心自己的外表不够整洁庄重，尤其在一个暗自喜欢的人面前，她也希望给另外一个陌生的男孩一种好的印象，虽然还谈不上喜欢或相亲成功。为了让两人单独相处，明石提出先走，分辨不出永与究竟是憨厚木讷，还是不希望同样暗恋悦子的伙伴提供这样的“便利”，竟然不领情。悦子挽留二人时，才想起桌上的甜饭团。男人们品尝甜食，不由自主流露出惊喜满足的表情，甜美的点心或可作为平民生活的象征吧，虽然理智告诉他们要为国捐躯，内心深处仍免不了对喜欢的女孩和平凡人的幸福抱有留恋。
明石还是想到了办法，先行离开。悦子看到门口他的佩剑不见了，她知道他已经离去，她也知道在国家责任（佩剑）与私情（点心）之间，他一定会选择前者。而永与留了下来，似乎他比起明石更接近普通人的状态，略疏远军人的意志。当悦子问起永与的个人经历，出现了两条在日本二战影片中经常出现的信息：首先，永与是长崎人，就像设置某人物死于东京轰炸一样，某个人物出身广岛或长崎也是熟悉的叙事套路，这样就将日本的战争创伤与其对外扩张的策略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后者对前者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前者的惨痛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后者的负面色彩，对此须根据影片总体加以评价。影片后来的情节没有交待永与家人在长崎原爆中受到的伤害，这里的一笔足以使人联想；其二，永与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曾经在高等专门学校学习电子技术，他还介绍了明石的帝国大学高材生身份。神风队员中的确有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是全部，而日本影片倾向于强调神风队员的大学生身份，来表达一种惋惜，这些人本来可以是优秀的社会建设者。却死于无谓。永与将学校学习经历与从军经历联系在一起告知悦子，将这种经历视为一体，对于日本民族而言，现代化过程与战争其实交错难分，掌握科学技术与发展军事是日本现代化这枚硬币的一体两面。
有趣的是，女性/平民对于军事和战争的感知与男性/军人截然不同，黑木和雄幽默地点出了这种差异，当永与关切地告知悦子要小心敌人轰炸，悦子说看到敌军飞机飞过，看起来造型很滑稽，永与立刻说出了那种特殊形状的美军飞机的名字，神色肃穆地说就是这种飞机击落了日本海军精神领袖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悦子却神色轻松地说女人们都觉得这种飞机样子很像晾衣架，永与因为悦子漫不经心又天真的态度而震惊，悦子感觉到他神色有异，也尴尬地说不出话来。这一处细节，表现出女性对于战争胜败和军国伟人的漠然，她们更专注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但黑木和雄绝非嘲笑妇女的无知，正因为这样，她们才是无辜的战争受害者，她们的天真反衬着军国主义驱使人民走向战争深渊的罪责。又如嫂子郑重其事告知悦子吃卷心菜和红豆饭，可以避免轰炸，因为卷心菜的日语谐音，女性的天真心愿对应战争的残酷，令人心酸。
临别时，悦子把点心装在便当盒里，让永与带给战友们，当然也包括明石，在精神层面上，女性试图以绵薄的力量，把温情带给走向极端的军人。明石斩断了这种抚慰，而永与接受了并渴望着回归平凡生活，他几次想告诉悦子，要为她把便当盒改装成一个“电热宝”，却因为羞涩说不出口。本片中最温馨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终于把这句话便成了对悦子的承诺，愿意选择她作为伴侣，要活着回到她身边，不让她孤身一人。“无论战争结果如何”，永与说，对于悦子的爱慕/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压过了与帝国共存亡的信念，永与的心情与纯粹的帝国军人“宁剖腹也不投降”的观念有本质的差别，也因此才能唤起今人的认同。
悦子在对于明石怀有特殊好感的情况下，很顺利地接受了永与，这种逻辑如何解释？或许对于明石的好感只是朦胧状态，而对于永与并不讨厌，对于他的木讷憨厚感到好笑，渐渐萌生好感；此外还有另外一层，当时年轻女性对于军人——尤其是拥有知识和技能的空军——怀有仰慕之情，男人的知识和能力，这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是女性择偶的标准，更何况军人的职业伴随着高风险，出于一种怜惜之情，悦子默认了永与的求婚。从黑木和雄的刻画中，可以看到日本电影对于二战军人的表现，与作为被侵略国的中国有极其巨大的差异，而我们无法简单地指称哪一方在夸张或说谎，极有可能这两种军人形象（有才干的职业人/滥杀无辜的施暴者）都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环境中，两国电影出于不同的目的，强调着日本军人的不同侧面。
生的期盼
黑木和雄并没有赋予悦子自觉的超时代的“批判力”，明石出发执行特攻任务之前，最后一次来见她，对她说：“请不要这样悲伤地望着我，会动摇我的决心的。”悦子说的和当时举国对神风队员的祝福一样：“祝你顺利击沉敌人的舰艇。”并非阻挠或质疑“神风”的逻辑，而是满怀感情鼓舞他们。黑木和雄对这种逻辑的批判体现在悦子独处时真实的反应上，明石离去之后，悦子躲在房间里恸哭失声，她对于明石的祝福只是勉强迎合军国的宣传，她真实的感受是不愿意自己在乎的人去送死，哪怕以国家之名。
这才是女性的逻辑，正如悦子心直口快的嫂子，当丈夫需要离家前往遥远的兵工厂时，她忍不住抱怨：“我根本不在乎这场战争输赢，日本会怎么样，我只想全家人在一起。什么时候才能过正常的日子，我希望吃红豆饭是为了庆祝节日，而不是为了防轰炸。”丈夫为她不当的言论而惊慌，女人却认为自己的逻辑没有错。
永与带回明石的遗书给悦子，明石在登上特攻飞机之前，郑重嘱托永与照顾好两人都喜爱的女孩。明石的逻辑并不完全符合狂热的军国主义，他自己选择了以死报国，但并不认同军国宣传中的“一亿玉碎”——即全民誓死战斗，哪怕全部牺牲。他宁愿心爱的悦子和好友ogayo能够活下去，作为未来日本的建设者和继承者。
悦子悲伤而平静地接受了这封信，面对这样的牺牲，她已经没有眼泪，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窗外樱花怒放，嫂子在翘首等待远方丈夫报平安的电报。她坚定地说：“我等你。无论你去哪里，无论日本会怎样，我都会在这里等你回来。”
樱花花瓣飘落，永与感慨，花开正盛，却已经开始凋零。这呼应了片名中的“青春”二字，最美好的事物最是匆匆。黑暗的时代，人们的青春和生命转瞬即逝，令人唏嘘。结尾处，年迈的悦子和她的丈夫永与聆听远方大海的声音，当年的飞行员和海军军人就消失在大海。和许多类似立场的影片一样，悦子他们的回忆以海洋作结，大海的波涛涤荡了年轻人投身不义战争的罪孽，不同于广袤的中国大陆，海洋的意象是一个可以安放日本战争创伤记忆的地方。
（《隐剑鬼爪》之后一直很喜欢永濑正敏，本片里他的形象依旧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