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的地痞摇滚
转载
从拼杀在油尖旺的小人物，到游走在钵兰街的小角色，在无数带着香港商业化气息的影片中，我们总能见到他的惊鸿一现。拍了近200部电影，却自称只演过四种角色：警察、黑社会、变态、色情狂。他是香港金像奖史上，唯一凭三级片获得影帝的另类。他的表演风格带着野兽的味道，他被誉为东方影坛的霍普金斯。
他是香港娱乐圈的地痞，但看似无心地大放厥词，却总能让你品到一点真理的味道；他是摇滚乐坛，不故作高声的玩票者，却又能集独立音乐之大成。他是香港艺术大学的名誉院士，熟读斯坦尼戏剧表演理论。有人说，假如在香港能找出一位胜任话剧《茶馆》的演员，则非他莫属。而他却说，找他拍戏只有钱才能表达诚意，“别拿艺术的名义来骗我”。
烂片经历成就了他的影帝辉煌，坎坷曲折锻造了他的坦荡心态，拜金宣言掩盖不了他对电影的虔诚——他就是黄秋生，一个拍过无数部烂片的好演员，一位错综复杂的结合体。
●“走进训练班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就应该干这行”
像香港这座城市一样，黄秋生也是一个奇妙的中英混合体。父亲是当年驻港的英国官员，在他六岁时就不辞而别，父子从此没有见过面。混血、私生子、问题少年、家境贫困，是黄秋生对于童年最深的记忆。用他的话说，自己“四五岁时很可爱，到小学就开始非常忧郁”。那时，混血是颇受歧视的群体，身边的人都拿他当怪物，“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他们都觉得我是外国人，都不和我玩”。至于念书，他又觉得很闷，“课本里每一课都是‘小明，今天……’‘小明，明天……’我问老师，为什么每个都叫小明，当我们是白痴啊！”学习很差的他，在艺术方面，倒是早早显露出天分。尽管生活拮据，母亲还是带他学过钢琴，学过画画，学过声乐，学过跳舞，“学芭蕾舞学了两三个月，老师说你学迟了，若是早十年你肯定能成为一个芭蕾舞星”。
上了不到一年中学，年少的黄秋生，就开始走向社会谋生。他当过汽车修理厂学徒，帮花店送过花，做过办公室助理，当过装修工人，每份工都做不长。十七八岁时，他曾强忍着泪水，目睹母亲在廉价的工人医院里吐血；又经历了女朋友因嫌他穷，而转投有钱人怀抱，“我对着她的照片哭，撕掉又捡回来” 。据说是遗传了“英国老爸的坏脾气”，他早早就学会打架保护自己，“别人叫我杂种我就打”。人生这部大电影的前奏，他演的是一部《古惑仔》。
八十年代初，香港经济崛起，娱乐业迎来了黄金期。这些悄然的变化，让喜欢幻想的黄秋生，突然找到了人生目标。1981年，他兴冲冲报考了亚视演艺班，结果连续两次都被刷下来。到了第三次，才靠着“妈妈朋友的儿子是亚视高层”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后门，混进了娱乐圈。“走进训练班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就应该干这行，因为它满足了我从小以来的所有想象——我可以当警察，还可以当超人。”对于这段学员生涯，黄秋生自己的评价是“演戏很好，态度很差”，因为“我经常逃学，比如化妆之类的课我不喜欢，我就逃学”。
1985年，电影《花街时代》招演员——要一个“叛逆不羁、不明身世的混血儿”。黄秋生觉得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可到片场一看，来的不是大明星就是帅哥，顿时心生胆怯。于是他又走了“我们公司一个导演的小师妹”的后门，捞到了面试机会。当时他以为“肯定没戏，但他们居然用了我”。这部银幕处女作，黄秋生只有几句台词，但因为“剧中全是女人，我已经是男一号了”。也是因为这部戏，让23岁的他看到自己演技的不足。曾经无比厌学的他，竟向银行借钱去香港演艺学院读书，让人大跌眼镜。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要当专业演员，就一定要去学院读书，不尊重知识是犯罪。”演艺学院的老师，上课都讲英语，只有小学学历的黄秋生倍感吃力，可学习这种事，是没办法走后门的。他只好拿出在街头跟人干架的劲头，“逼自己追，一直在追”，“因为我爱这个行业，这个工作”。
●“没钱怎么可以养命，没钱怎么可以养艺术，没钱还怎么搞艺术？！”
谁能想象，如今一脸凶相的黄秋生，年轻时也曾是一个青涩的花样美男？有人甚至说，那时的他，简直就是周润发跟梁朝伟的综合体。1989年，他和周星驰合演的电视剧《他来自江湖》大获成功，让他平生第一次收到女fans的来信。正当他春风得意，决定专心当偶像时，却发现在竞争激烈、偶像成堆的香港影坛，要想有人找他拍戏，要想不饿肚子，就只能去演反派、拍烂片。于是作为演艺学院高材生的他，只能不甘心地把那些学院派理论，运用到各种烂片里，英式、美式、俄式、法式、港式……但1993年之前，他还没有“坏”到让影迷记住他，直到等来那部《人肉叉烧包》。当初若不是合约在身，他根本不想接这部烂片，“那么恐怖，那么卖弄血腥跟色情”。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很久，终于想到心理调整的办法，“拍的时候临近万圣节，我就把这个戏当成是万圣节的节目吧，反正我妈早看过我全裸了”。而真到了拍三级镜头时，他却很放得开，“因为我近视眼，根本都看不到人家在看我”。
1993年，铜锣湾的街头挂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是面目狰狞的黄秋生，和一笼血淋淋的叉烧包。那年，香港的叉烧包几乎卖不出去；黄秋生走在街上，会有女孩子尖叫着逃走……一部三级片带来的巨大票房和轰动效应，让入行已近10年的黄秋生始料未及。让他更想不到的是，这部三级片竟把他送上了金像奖影帝的宝座！但那座奖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好运，反倒成了“黄秋生很变态“最有力的注脚，于是更多的烂片、更多的变态角色找上了他。平时连在家里换衣服要背着老婆的他，只好一次次在银幕上宽衣解带。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时香港那么多三级片？他苦笑着说：“写剧本的都是黑社会，他们只会问，为什么女主角不脱，为什么男的不打？”有次，他去一家音像店，看到每个演员都有一套系列作品，“看刘青云，哇，那么好；看梁朝伟，哇，那么好；再看黄秋生，哇……我的头一直低啊，很低地走出去。”回到家他一怒之下，把那奖杯丢了出去，“结果我妈偷偷地把它捡回来，放在厕所旁边”。
黄秋生从不讳言拍烂片是为了钱，多年的穷困，让他早已懂得钱才能给自己安全感，“没钱怎么可以养命，没钱怎么可以养艺术，没钱还怎么搞艺术！”即便是面对“等了一辈子”、看剧本就哭了两三次的《老港正传》，他也照样说：“没有片酬就不拍，让我免费？少来了！我还有老婆小孩要养，我还有一个很大年纪的老妈。”多年来的打拼，让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1997年，他得了甲亢，“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导致烂片都无工可开。绝望中，他甚至想到自杀，“幸好我妈开导我，你连死都想了那还怕什么，敢死不敢活啊？你就活下去看看明天是怎么样！”于是他到了英国伦敦，那里不仅是戏剧人的朝圣之地，也有着他血液一半的归属。他一边养病，一边学戏剧，“每天想的就是学英语，上学，买东西回家煮饭，睡觉。早上起来听听教堂的钟声，躺在浴缸里面，点个蜡烛”。在那里，他悟出了：没有烂片，只有烂角色；把自己化成一坨屎，种出很漂亮的花。
在英国的一年，让他有脱胎换骨之感。1998年回港拍的第一部电影《野兽刑警》，就让他再度问鼎金像奖影帝——这次不再是三级片，他的电影之路开始柳暗花明。2003年《无间道》中的正直警官一角，则让他彻底“洗底”改变形象。曾经的“烂片之王”，终于走出烂片的泥沼。
●“我觉得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
有人说，黄秋生长着一双全香港最犀利的眼睛，和一副全香港表情最突出的面孔，还有着全香港最毒的嘴巴。他经常大放厥词，抛出令人不敢接招的话题。他会毫无顾忌地说，“黎明的歌没有变化，一直咿喔喔咿，好像有只苍蝇在你旁边飞”；冯德伦做导演“太肤浅”，余文乐“长得帅，但没内容”；拍尤小刚的电视剧《杨贵妃》，他又炮轰内地剧组不专业，剧本净是“李白来了一次，你就诗(湿)了三遍”之类的烂台词……
他自认为“有一张很毒的嘴，也需要一些很毒的思想才可以。我觉得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他最欣赏的人如毛泽东、鲁迅、姜文，无一例外身上都有战士的特质，“我从来没有跪下来求人，我如果妥协，也是战略性退却，为了下一次进攻。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样啊，毛泽东的思战略好厉害”。那是他小学五年级时，由于学习太差，母亲给他请了一个香港大学政治系的老师，“我在一边做功课，他就在一边纸上写毛泽东诗词，我经常偷着把他写的东西带回去读。我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大气磅礴。他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至今，他还能随口背出《沁园春·雪》，哼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香港，尤其是在演艺圈，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异类。他每一次的大放厥词，都像是“愤怒中年”的摇滚式怒吼，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错的摇滚歌手。
黄秋生出过三张专辑。1995年的《支离疏》，是他的第一张作品。里面的十一首歌，他自己创作的就占了十首，唱片整体的风格是Folk-rock，销量不错。所以紧接着第二年，又出了《地痞摇滚》，此时黄秋生的风格已是自成一派，更有一批香港地下音乐界的精英为他保驾护航——黑鸟、刘以达、Black Box……由此也可想见他在香港地下音乐圈的号召力。在音乐中，他对社会不公和道德缺失，肆无忌惮地嘲讽、怒骂，充斥着市井俚语和粗口，被香港传媒及卡拉OK禁播。就像同名歌曲《地痞摇滚》：“很怕什么都没有，又怕没前途，身体开始衰老，最怕没工作，香港经济崩盘，比剃你一条毛还快……”曲风是道地的朋克，唱的是香港平民的生存状态，又何尝没有他自己的苦闷？其中的《秋甜》，则是质朴的民谣之声，背后还有着颇为浪漫的故事。那是有次他去看戏，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看到他，说“请问你是黄秋生吗”？他一转头，看见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鼻子尖尖的女生，嘴巴很薄，看起来讲话很厉害的那种，“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后来就写了《秋甜》来怀念那次见面……她叫甜，我叫秋，所以叫《秋甜》”。
专辑《BadTast》中，黄秋生把炮筒对准了娱乐圈，大玩颠覆概念，“模仿+恶搞”郭富城、郑秀文、莫文蔚等偶像的造型，算是对自己当年做不成偶像的小小泄愤。虽然这不过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却已是收山之作，“差不多了，没力气了，摇滚需要很多力气的”。乐器中，他认为自己口琴吹得最好，但歌迷觉得他弹吉他时最有型，但他说“摇滚是一种态度，跟吉他无关”。
●“如果有一天我死在舞台上，就非常浪漫了……”
玩摇滚的黄秋生，连家庭生活也带着摇滚的意味。他最反对一夫一妻制，觉得婚姻形式应该任君选择，“我常常想一个男人有四个老婆，打麻将也不用辛苦凑人了”。他自己奉行的却是“走婚”制：一个人索然独居，三个儿子跟太太一起住，他偶尔去串串门。但结婚18年，和太太到底不离不弃；混迹娱乐圈，常和靓女出双入对，到底没有绯闻传出。
玩摇滚的黄秋生，却是很传统的孝子，“妈妈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回想自己荒唐的少年时光，黄秋生的评价是“还不算很坏，打劫、杀人放火的事没干过”，因为“母亲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后来他拍三级片，母亲看过后没有不喜欢的表示，他才敢继续演下去；喜欢出位的他，曾想在身上纹一只蝴蝶，但因为母亲不喜欢，就只好作罢。母亲常为黄秋生感到骄傲，连买东西都会给人家说“给我便宜一点嘛，我儿子是黄秋生”。每次谈到母亲，一向带着颓废神情的他，眼中就有了“理想”的光芒：“我的理想就是拿一个奥斯卡奖，送给我妈。”
“摇滚男”黄秋生，其实有一颗宅男的心。别人说他不善交际，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是演员，不是公关，我不善交际是正常的。有太多演员公关做得很好，当演员的时候做得很烂。”宅男再加毒嘴，让他在娱乐圈里，很长时间交不到什么朋友。当年第一次获影帝时，竟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为他庆祝。那晚，他一个人饿着肚子，拿着奖杯走在尖沙咀街头，迷迷糊糊地就好像拿着一瓶酒，“觉得很孤独、很荒谬”。幸好那时他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人肉叉烧包》的导演邱礼涛。他在一个小酒馆里打电话过去，患有小儿麻痹的邱礼涛，二话没说就赶过来陪他喝酒，度过这金像奖史上最寒酸的庆祝paty。随着多年摸爬滚打，黄秋生的朋友圈里，有了吴镇宇、刘青云、黄子华、张达明……简直就是一大群戏精的集合。说到和朋友们在一起会做些什么，他的回答是：“喝酒。喝醉了就会像在学校的时候一样，大家选一个场景和话题来表演。很有意思！”
“在学校的时候”，指的是演艺学院那3年。那时学院里几乎每一个大戏都是黄秋生主演，他连续3年获得最佳男主角。1986年的《大鼻子情圣》(根据法国名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改编)，公演获得很大的成功，“当时很多专业演员——现在是好朋友了，很感动，跑到后台抱着我哭”。法国文化协会专门写信到学校表扬，特别提到了黄秋生的精湛表演。从那以后，“我知道什么叫演戏了”。2003年，黄秋生以《螳螂捕蝉》，获得了香港戏剧学会第十届“香港舞台剧奖”。知道自己得奖，他却很尴尬，犹豫着要不要去拿奖，“如果有一个地洞我就钻进去好了。只有真正的演员才演舞台剧，而我是演过那么多烂片的”。
这就是黄秋生，表面很“地痞”，欣赏詹姆斯·迪恩那样的放纵和率性；而骨子里很“文艺”，始终视戏剧为宗教。他感叹如果当年家境好的话，现在一定是一个留在小剧院里的小小艺术家，而不是电影演员了。有人问他会演到什么时候？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在舞台上，就非常浪漫了。”
【图说】
1、银幕上的黄秋生，常给人一种危险的杀伤力，其实他表演时的状态异常放松。《人肉叉烧包》里，他一边面目狰狞地切人肉，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让人看得心胆俱裂。其实拍那场戏时，他嘴里嘟囔的全是笑话段子，把片场的人逗得直笑，摄像师连手里的摄影机都笑得发抖。
2、《无间道》里，他饰演的黄警官被黑帮从天台扔下，仰躺着死在车顶，宛如十字架上的耶稣。有影评人赞叹，黄秋生连躺着都这么有戏。他却说，那天拍得很累了，而且“血”在脸上流着很痒，我躺在那，心里一直在喊“快收工吧”，没想到拍出来却“死得真好看”。
3、黄秋生打拼多年，百病缠身，常带病上阵。拍《江湖告急》的时候，他演关公都不需要化妆，因为“当时在出麻疹，脸又红又肿，红到正好适合关公的脸色”。如此拼命，他坦言是为了赚钱，“如果我每天在家，家人吃什么？小孩上学哪来的钱？我连楼都没供完呢！周润发、刘德华才是大明星，我只是一个演员。”
4、导过无数烂片的王晶，却是黄秋生最不敢骂的人，“我运气最差的时候，他和我说，有粥吃粥，有饭吃饭，我会给你一碗饭。他不会给特别高的片酬，但从来没欠我一分钱”。在黄秋生眼里，王晶的三级片很有质量保证，“一定会露点”，别的他则大胆放手。像《伊波拉病毒》，导演邱礼涛和黄秋生加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隐喻，而制片人王晶只要求“两场强奸的，露点的就好”。
5、有人说，刘伟强和杜琪峰的崛起，才迎来了黄秋生的时代。他也承认自己与这两位大导配合得很好。“杜琪峰都是‘秋生，你看要怎么样演’。最经典的是拍《枪火》的时候，我要拿剃刀杀人。他说秋生等一下你就坐这，他就坐那，你这么演，讲完以后就拍，真的没让我怎么动，就过了。刘伟强也是，《无间道》和曾志伟那场戏，大概说了一下就直接拍了。他不会让演员怎么做，他让你演，然后他观察，他去抓”。
6、2006年，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是黄秋生感觉“拍起来最爽”的一部作品。姜文对他的评价是“内心很孤独，孤独到破碎”。他知道后，露出非常得意享受的表情：“他形容得真好，我喜欢他的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