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张封面，让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美国丽人》里的凯文史派西。
很难想象用德语来演绎惊悚片是么样子，可能即便心悸，也都是机械的、有条不紊的，甚至是步步为营的。看过之后明白，德国人的“惊悚”，也就真止于此了，不是恐吓神经，而是震慑人性。所以《窃听风暴》这么“米”腔“米”调的名字，对于虔诚、圣洁的观影团来说，实在太坑爹。
当然，也不能仅仅靠剧情、惊悚和坑爹的名字就逼我承认，故事起承转合是多么地扣人心弦。说实话，前半个小时里我是看不下去的，比《大地惊雷》还要难以下咽。大量的中景、近景，屈指可数并且索然无味的特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德语，说得人昏昏欲睡，实在很难分辨这帮人是愤怒，是不屑，还是在调情。因为语言没有起伏，所以感觉剧情难以推进，这样的节奏即便是放在王家卫的文艺片里，都是毫无心理准备的无趣。直到秘密警察在作家公寓安插窃听器，我才终于透过一部陌生的片子，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东西：一种在体制下存活，“主义”高于“社会”的惊悚。乔治奥威尔《1984》里，有过类似惊悚的台词，“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很多影评人说起这部电影，难免会有一种控制不了的“政治热情”，会提到影片背后那个“高压政治”的东德，提到偶尔被人称为盖世太保的史塔西，而在近于偏执的热情里，又似乎潜伏着各类隐喻：故事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个年代”。影片摒弃了任何好莱坞式的渲染手段，没有血腥，没有音效，没有布光，就连同期声都没有过分紧凑的剪辑，所以与其说它是一部电影，还不如说是一本书。前者可能会给你一个好故事，但后者却远不止于故事。
这是乌尔里希穆勒一个人的电影（愿他此刻在天堂安息）。
我并不认同“自我救赎”的说法，倒是更倾向于“人性”在体制下的启蒙。导演所选取的、挖掘Wiesler觉醒的两点，也正是沿着“人性”的主线：性欲和求知欲。“招妓”的事儿并不光彩，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窥探，半秃小老头渴望人的温暖。（早在60多年前，乔治奥威尔选择了同样的角度，用“男女苟合”来反抗老大哥。）而当Wiesler听说，被禁闭的文艺工作者最终会放弃艺术，行尸走肉一般虚度余生，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体制，选择了有思想而没有大脑的作家，用一种苦行僧式的情怀，捍卫着属于祖国的精神财富。丘吉尔曾表示，宁愿丢掉十个印度，也不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光复过的欧洲大陆，即便是“高压”，还是有人，哪怕是偷偷的，善待着自己求知的本能。
如果没记错，片子里只有愤青记者提到了一句“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东德，或许说“主义社会”更为合适。西德报纸被视为违禁品，讲领导人笑话可以大恶不赦，那是一种体制凌驾人性，国家操控社会的存在。墨索里尼独裁时期，“国家”对于西西里岛的意大利人就是噩梦。拖家带口躲避军队的家庭妇女，竟然会喊：“快跑啊，国家来了！”。当“主义”摆脱意识形态、自己单独存在，社会运行给权力留下过多解释空间，人便成了国家机器下的零件，而并非公民社会的权利个体。关于“主义”，米兰昆德拉写了整整一个系列，其实无非就是想说：什么都做，不如什么都不做，就像你没有必要逼着人家讲笑话。
“讲笑话”这个桥段，是故事里我非常钟意的伏笔之一。
从某种角度讲，契诃夫教会了导演们如何恰当的使用道具。“不要随便在小说里放入一把枪，因为它总是要在某处打响”。“笑话”这枪是电影结束时打响的，应该算是明抢。鉴于“主义高于人性”的主题，不难揣测，拿国情、拿总理开涮的愣头青绝对没什么好下场。果不其然，这货和Wiesler一样蹲在地下室拆信。另外一枪，火信子比较长，最前面《送给好人的鸣奏曲》，一直拖到最后面的书店里。和典型米国制造不同，德国人没有高潮过后的余韵，而是直接选择在澎湃处戛然而止：“那是送给我一个人的”。
漂亮。
